9月20日，汇丰银行宣布，将旗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80.1%的权益出售给现有高管。

　　“既是为了股权激励，更是为了规避沃尔克规则。”对此，汇丰方面无奈地表示。沃尔克规则是以前任美联储主席，现任白宫经济顾问沃尔克的名字命名的。该法案规定，如果金融机构希望进行自营业务，就必须退出银行身份;而如果希望保持银行身份，则必须停止自营业务。

　　在法令之下，高盛就无奈地出售了吸收存款的银行，毕竟相比其超过9000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在金融危机中刚刚组建的银行部门对于高盛来说不算什么，而汇丰银行却做出了相反的选择。毕竟，各家金融机构都只能保留住自己的核心资产。

　　汇丰的决议，充分显示了在奥巴马新政之下，金融机构承受的巨大压力。

　　但是，资本市场的参与者绝不会轻易认输，当前的华尔街也在暗流涌动。

　　“居然有组织呼吁股权投资基金团结起来，对抗政府的加税。” 就在汇丰宣布出售直投部门的同一天，《华盛顿邮报》做出这样的报道，“这家组织名叫私募股权协会，为非政府组织。”

　　重压下的PE

　　为了平抑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在全力纾困之后，一时间感到财源枯竭。积极寻找生财之道的美国政府竭尽全力寻找新的税源。

　　早在2009年5月，奥巴马政府就表示，将把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获得的利润纳入课税范围。因为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前，华尔街的投资者已经开始远赴重洋，到经济增长速度更快的新兴市场淘金。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四国，为股权投资基金提供了很多机会，尤其是对于资本项目管制更弱的印度和俄罗斯，都成了股权投资者的乐土。对于私募股权来说，不仅能够赚到钱，还能够豁免美国政府的税收，何乐而不为?但是到了奥巴马时代，这一切终于结束了。

　　进入2010年之后，随着美国财政的更加吃紧，美国终于打起了新的主意，从号称“华尔街之王”的股权投资基金那里课征新税，而课税的计划刚刚提出，就因为股权投资者的干扰而夭折。

　　不妨看看之前美国私募股权基金的纳税状况。股权投资基金的合伙人在没有从投资中退出之前，因为未能实现收益，所以不需要交税，而即使在原始投资带来的丰厚收益真正变现以后，这部分利润也只是被划分在长期资本利得税里，适用税率为15%。PE管理人收取的提成 (一般是20%)，也被认定为“长期资本所得”，税率也仅有15%。而美国个人收入所得税的税率高达35%。普通工人缴纳的税率居然高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人，对此，白宫当然无法坐视。

　　于是，附带收益税(CarriedInterest Tax)被提出。该税种要求，如果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人出售了自己在某个私募基金中的份额，收入的75%需要交纳35%的税率，剩余的25%需要交纳15% 的税率。国会议员在辩论时估算，该部分新增税率将可为联邦政府带来140亿美元的税收。

　　但是，这个法令并没有能够生效。因为在美国，任何群体都能够在国会找到支持者，更何况是财大气粗，有着足够资金进行政治游说的股权投资基金。因此，就有国会中有支持股权投资基金的议员表示，股权投资对创新起到了莫大的推动作用，美国不少高科技企业，如苹果、思科和谷歌等，都是在得到了股权投资的支持之后，才走上了通往成功的快车道。

　　在最终的投票中，同情股权投资基金的议员投了反对票，该法案不了了之。

　　但是，夭折的法案也让股权投资基金感到了彻骨寒意，他们也深感有抱团取暖的必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对抗强大的政府，私募股权协会就这样诞生了。

　　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股权投资者忙于关注市场机会，根本没有精力顾及社团活动。但现在他们充分感到，必须依赖团体的力量。

　　不一样的中国

　　在奥巴马新政的重压之下，美国的股权基金不得不团结起来，维持现有的生存空间。如果反观此时的中国，就能发现很有意思。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各地方政府，都在鼓励PE的发展。如果做一个对比，就能发现得更加明显。

　　当美国政府努力加强对股权投资过程的监控并试图增加税收之时，中央政府对所得税法规进行了修正，来积极为股权投资公司减税。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31条，以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97条的规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投企业，可按该创投企业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70%，在股权持有满2 年的当年抵扣其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

　　相比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更加高涨。上海、北京和重庆这样的大型城市，都为股权投资基金提供了多项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财政支持和政策支持等，这些举措都是为了吸引PE公司落户，这与美国和欧洲各国政府对待PE的态度形成了很大反差。

　　不仅是北京和上海这样的超级城市，刚刚兴起的城市也在期盼私募股权的垂青，毕竟中小板和创业板一再上演造富的神话，对地方政府形成了莫大的刺激，让他们开始祈祷更多股权投资基金花落自家。尤其是那些享有国际声誉的跨国股权投资基金，更是成为了地方政府严重的香饽饽。

　　“黑石公司我们当然知道，欢迎他来我们这里投资。”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某资产重镇，地方官员表示了对于国际私募巨头的好感，但却对另一家跨国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一无所知。

　　狂热的追捧，或许就是很多外资股权投资公司尽管进入中国几年都没有得到丰厚回报，却依然坚持在华运营的原因。数年之前，凯雷对于徐工的兴趣，已经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尽管凯雷竭尽全力，但还是因为政策方面的原因而功败垂成。严格来说，凯雷在中国几乎就没有取得过与它国际声望相匹配的成功。

　　尽管如此，凯雷的创始人之一鲁宾斯坦(David Rubenstein)在华尔街日报中国金融市场2010年年会上还是表示：“对于任何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国际股权投资机构而言，都应该成立一支人民币基金。”或许鲁宾斯坦的呼吁起到了效果，或许鲁宾斯坦说出了股权投资者的心声，2010年专注中国的人民币基金增长了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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